新冠病毒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之一。要讲清楚，只能从流感到电子烟肺病，从实验室疑云到基因分析一点点剥茧抽丝，虽然文章短不了，但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分成几篇，在关于某一事件的解读文章传播时，难免会歪楼到其他事件上。因此，不得不把热点话题尽量捏在一篇里。

文章长了，我就先把结论写在前面：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可证明新冠病毒的来源。

可能戏剧性地把起源突然前推的做法有：

·寻找更接近新冠病毒的野外病毒样本

·寻找特定基因片段可能的重组来源

下面就开启我们的解谜之旅。

“新冠病毒从哪来”有几个意思？

“从哪来”其实包含几个层面，最表面的是命名问题。

“武汉肺炎”，总挂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嘴边；德国媒体发明了“新冠病毒：中国制造”；最近，特朗普以一国元首的身份，竟敲出“中国病毒”这样的推文，推特上既有附和的声音，也有很多人抨击他的行径（当然，本来就有一半美国人反对他）。

无可争议的是，“国名加疾病”的人类传染病命名方式已被淘汰，世卫组织等权威机构也极力反对。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这可能导致人们歧视“被命名”的国家或地区，增加隔阂，破坏全球应对疫情的努力；也可能误认为疾病有指向性，忽视自身的防疫。中国基于此立场的反击，完全站在道德与科学的制高点上。

其次是病毒从什么动物来，最好能弄清整条传播链上的所有宿主。就认识与防控疾病而言，这远比“从哪国来”更为重要，因为可以在未来减少不必要的接触。

但中国一开始就给自己吃了个大亏，与民众科学素养不足有一定关系。

寻找SARS“元凶”历经多年，同样，科学家目前也难以确切判断新冠病毒宿主，只能说根据现有证据，蝙蝠、穿山甲都携带冠状病毒，一些样本与新型冠状病毒较为接近。

现在仍难以证明蝙蝠、穿山甲与人类之间的传播关系，直接与“吃蝙蝠”相联系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从SARS和MERS的历史经验看，蝙蝠到人之间，有中间宿主是大概率事件。

华南海鲜市场有野味，确实有存在中间宿主的可能，但在没有充分检测前，从科学意义上讲，仍是连不起来的。

连电影《传染病》里都给出过其他可能：一只蝙蝠嘴里叼着的果实落入猪圈，猪吃了之后可能染病，又通过厨子开始在人群中传播。

即使部分人有意传播“吃蝙蝠染病”的观点，如果民众具备很高的科学素养，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证据链的断裂，便有可能阻断谣言的传播。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很多人直接就怪罪到“吃蝙蝠”上。

那为什么还要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呼吁严格执法呢？难道没必要吗？

这是为了降低未来其他病毒感染人类的几率，所以要尽可能杜绝对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的捕捉与利用。因为野生动物身上有很多潜在的病原，有些病原如冠状病毒的一些近亲已经能够传染人类，这在科学上是已知的。

看上去殊途同归，但背后的两种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从主动背锅的悲剧里，也能看出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第三层是病毒从哪个国家来，似乎最为聚讼纷纭，热度高恐怕也与前述的命名问题有关。有些人期望，确定来源国，就能起到“恶意命名”同等的效果。

是要实事求是、坚守“病毒无国界”的道德高地，还是要口水战，这显然不是科学问题。让谁打口水战为好？是政府机构？是以个人身份出手的外交人员？还是国际关系学者？选了某种策略、某类人，也很难再验证选另一条策略、另一类人是否更有利，对相关人士的各种评价，不过是情绪宣泄罢了。下面还是回到科学的角度。

这次疫情期间有不少明星学者，先看看他们对发源地的观点。

2月底，钟南山说“疫情不一定来源在中国”引发了轰动效应，但据广州日报报道，他在会后补充说，“从科研角度看，‘首先发现’和‘发源’不能划上等号，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疫情是来自国外。只有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有了结果，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3月18日，他再次表示了类似的意思：“新冠肺炎疫情是发生在武汉，但没有证据表明源头也在武汉，这是个科学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随便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张文宏2月底则认为：“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个新传染病，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同一篇报道在关于流感的问题上还引用了他的话：“新冠在CT上有非常特征性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很容易可以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听证会上，就检测试剂不足的问题被质询。对当时的检测工作不满的议员问道：“在美国，人们可能表面上是死于流感，实际上却可能死于新冠病毒或COVID-19，对吧？”他的回答是：“迄今为止，一些病例的诊断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如何从科学上理解这一“矛盾”呢？

流感与新冠

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有过是否靠CT来确诊的讨论。根据临床医生的意见，很多新冠患者会有外侧带的间质性肺炎，流感就没有那么明显的特征，所以说“容易区分”并没有错。

但是新冠并不能完全靠CT诊断，武汉的诊断应用只是在应急情况下，帮助防控与收治。因为当时靠核酸检测一是来不及，二是在如此紧张、疲劳的情况下，可能有不少采样失误的情况。

因此流感与新冠的CT容易区分，不等于完全不会混淆。更何况还有大量轻症病例，他们中间是很可能混淆的，甚至还可能共同感染。

而且，中国的诊断经验也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其他国家轻视疫情、不及时吸取中国经验，还可能增加误判的几率。

还有一个情况是患者未经检测就已病故，事后也未核查，当然难以确定病因。就像武汉疫情前半期，网上曾流传一些帖子，自述家人在等待就医过程中死亡，怀疑并不在统计数字内。在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下，各国都可能存在类似现象。

3月20日，Nicholas Reich在GitHub上传了一篇与流感相关的文章《Looking for evidence of a high burden of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flfluenza-like illness data》，虽然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但还是被人发掘出来，介绍到了中文平台上。

思路是这样的：美国有个流感监测系统，划分的十个大区既统计疑似流感而求诊的患者总数，还统计了各机构检测下来其中流感阳性的比例，数据基本能精确到每一周。

阳性比例知道了，那阴性比例一减就出来了，如果阴性比例高，就说明可能有某种并非流感的呼吸系统疾病导致人们求诊。但直接比较不大妥当，需要降低不同年份流感疫情不同的影响。所以作者把阴性比例乘以疑似总数，再除以每年的基线（baseline），得出“相对阴性”。

结论是今年的比例（黑线）确实在以往的22年中（灰色）偏高，红线则是2009年H1N1大爆发的情况。不过，直到2月中旬，今年的“相对阴性”大部分时段都并非最高，不同大区依稀可辨分别有2-5年更高的情况，当然要具体看更高的是哪些年份、有什么特殊情况才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作者并没有给出。

真正的“死亡交叉”出现在2月中下旬，好几个大区的黑线迅速抬头。这很可能提示新冠病例在美国大增，当然，作者也提了下，还不是排他性证据，因为这些抬头的部分，到底是什么病原体不知道。

作者还指出了媒体报道可能的影响，在恐慌中，人们更容易因为一些微小的呼吸道症状而去医院，这在解读数据时，也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阴性比较是一个有趣的思路，但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两点：一是22年的历史数据比较，可能还需要考虑检测水平带来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流感重视程度的影响，有时选择最长的时间跨度比对，未必是最好的；二是新媒体时代，人们更有可能恐慌，流行病学研究不只是统计学和医学，还要考虑到社会层面。

总之，从这部分研究结果看，美国新冠疫情严峻的概率确实可能很大，但要证明在之前就广泛流传，证据不足。

作者还计算了这次流感季某一周的“相对阴性”的Z分值，把22季以来某周及前后各一周的数据求平均数，再用该周数据减去平均数，除以标准差，也就是看看你离这个平均值偏得有多远。

大区的Z分数所显示的，基本和曲线图一样，2月底开始，发生了全面暴增。黑框表示的是“相对阴性”达到历史最高的情况。

然而，有一张图却可能引发对美国早已爆发新冠的强烈疑问。

从图上看，美国有几个州的Z分数和“相对阴性”，早在10月就开始“爆棚”。似乎是新冠爆发的信号。然而，我不建议以此为论据，因为作者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