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儿童在“服用”抗生素，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

近80%的江浙沪儿童体内正存留着一种或几种抗生素，从他们尿液中检测出来的抗生素种类共计有21种之多。其中，赫然出现了部分已明确在临床禁止儿童使用的抗生素，如庆大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

孕妇也没能幸免。她们中的41.6%，尿液中被检出一种及以上抗生素。

更令人惊惧的是，这些孩子体内还有兽用抗生素残留，像用于养鸡、养猪的金霉素、恩诺沙星、泰乐菌素。

这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所做的一项调查。如此高的抗生素暴露比例本就惊人，“兽用”、“禁用”给人的冲击更大。即便我们还不清楚这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也不由十分担忧且愤怒。

最不可思议的兽用抗生素到底是哪儿来的？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研给我们揭示了部分原因。该项调研结果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低于100ng/L）。

也就是说，兽用抗生素进入人体内的通道之一，可能是饮用水系统。

这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早在2015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团队在研究中发现，珠江流域的抗生素浓度更高。其中，阿莫西林浓度达到3384ng/L，诺氟沙星、青霉素等其他6种常见抗生素的浓度也都在1000ng/L以上。

不过，转头看看药箱里常备的“消炎药”阿莫西林，想想儿时常常吊水的青霉素，你是否在疑惑，这么微量的抗生素污染到底能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没错，1L水中仅含有0.001~0.003毫克的抗生素，从浓度上来看低极了。但可怕之处是，作为细菌杀手的抗生素并不具备区分好坏细菌的能力，而是一视同仁尽可能地“杀光”。

这一方面会造成水中生态系统的破坏。南京水科院生态所所长陈求稳发现，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对不具耐药性的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有潜在毒理风险，可能破坏水生食物链。

另一方面，水域中的敏感菌将被抗生素杀死，或进化成能够逃过某种抗生素狙击的耐药菌。而活下来的有害耐药菌如果随着引用进入人体内，很可能导致感染并无药可医。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暴露在这样的抗生素环境中，无疑将加速耐药菌的进化，对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都将带来严重的威胁。

这并非耸人听闻。

2012年6月，39岁的澳大利亚男子Matthew Ames起初只是喉咙疼痛，本以为是简单的发炎，没成想短短几天内竟演变成了一场危机生命的感染——Matthew因此而四肢发黑、溃烂，肾脏功能衰竭，血压降低，陷入因链球菌感染所造成的中毒性休克。

他的免疫系统扛不住链球菌；由于耐药性，也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可以治愈他。最终，Matthew最终被医生截去了四肢侥幸保住性命。　　

儿女陪着Matthew做康复训练

而有些人甚至连这样的“运气”都没有。

2016年8月，美国内华达州一名70岁妇女因臀部感染被送入医院抢救。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她感染了一种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代表药物亚胺培南）具有耐药性的肠道杆菌。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美国的最后防线，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搬出来的救星。

几天之后，感染导致的多器官衰竭、败血型休克，最终让她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虽然中国还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在2003年，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中心估算，国内每年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随着抗生素用量的不断增加，这个数字仍将快速增长。

过度使用抗生素还可能减少我们体内微生物组的多样性。要知道，操纵着人体免疫、消化、代谢等各项机能的微生物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一些慢性疾病便有机可乘，如哮喘、过敏、糖尿病、肥胖症等。

出生头一年里使用抗生素会显著提高儿童7岁时患哮喘病的概率，更会将哮喘的平均发病年龄从21岁拉低到11岁，纽约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专家马丁·布拉泽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细菌杀手的抗生素类药物是好药。但无论如何，过度使用抗生素都在给人类健康带来更大的威胁。

“神药”跌落神坛

1928年，英国教授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时，绝没有料到今天的光景。

上世纪40年代，二战爆发，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全球大量士兵死于肺炎并发症、腹部/尿道/皮肤感染等。这几乎都是细菌感染所致，青霉素拯救了无数生命。

随着链霉素、四环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的陆续发现，肺结核、脑膜炎等传染性疾病也慢慢有了治疗的办法。

此后几十年间，人们几乎把抗生素视为神药。无论患者的头疼脑热、咳嗽感冒、腹泻等问题由何而致，医生常常大手一挥开出抗生素类药物。

美国医事总署甚至在1979年劝大家不要只盯着抗生素：“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地研究癌症和心血管疾病。”